▲波音飛機部件的生產地
60年前，龐塞德先生一人獨闖中國。成為波音第一個派駐國外的駐場服務代表。而今天，波音派駐中國的服務人員已經遍地開花。他們都是一批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這些人在全球各地為客戶服務的年資相加已經超過了150年。他們的經驗對中國的航空工業和民航事業都是十分寶貴的。
如果說，波音飛機是放飛在藍天的和平鴿，那他們都是一批“養鴿”好手。他們精心護養著在中國的藍天上飛翔的 200多只波音的“和平鴿”。他們每個人又都是波音的信使，再擴大一點說，他們還是美國人民的信使，他們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牽起了友誼的紐帶。他們走向中國的本身已經說明了中國正在走向世界。
1994年 2月 1日，中國一波音聯合顧問委員會在深圳舉行了第一次工作會議。
中方出席會議的有中國民航總局副局長沈元康、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王昂等航空界的要員。波音方面出席會議的首腦人物是民用飛機集團總裁伍達德（Ronwoodard）。
中國—波音聯合顧問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和波音的攜手合作關系又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中國是波音的一家大客戶，波音是世界的一家大公司，雙方航空界的高層領導加強接觸與磋商，對雙方的各自利益都是有所裨益的。
波音對中國龐大的航空市場，確實有一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勁頭。這一市場有無比巨大的潛力。在過去 22年中，中國的經濟增長比北美和歐洲的經濟增長快 2.5倍，國內航空運輸在過去 17年間更是以年均 22％的高速度增長。據有關方面預計，在今后 15年內為了滿足航空運輸日益增長的需求，中國將需要 800架飛機。
波音當然希望爭得這一豐厚的訂單。
在近幾年，波音的強大對手“空中客車”工業集團也加緊了對中國市場的進軍。
波音當然不會感覺不到對手的步步緊逼。
波音曾經有效地占據并鞏固了巨大的日本航空市場。其絕招之一就是將波音飛機的 20％的零部件交由日本的三菱、富士和川崎三大重工業公司制造。這種“分你一杯羹”——不僅僅是“一杯羹”而是 1/5的油水——的戰略自然十分有效。日本一方面向波音下訂單，采購波音的飛機；另一方面“借機下蛋”，發展自己的航空工業；這真是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呢？
波音在中國也開始施行同樣的戰略，也就是它提出的“攜手合作”的方針。作為這一戰略的一部分，波音民用飛機集團和中國航空器材公司、西安飛機工業公司聯合簽訂了波音 737—300機身 48段轉包生產合同。
737飛機是世界上銷售最多、營運利潤最高的飛機。中國的飛機制造工業能接受制造 737的部分組件，自然具有深遠的意義。正如中國民航總局副局長沈元康在簽字儀式上指出的：“這次合同的簽定，是我國航空工業在國際爭取航空產品生產項目上的一個突破，標志著我國航空制造工業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得到了世界同行的認可和贊賞..”
西安飛機工業公司是國內一家制造飛機大裝配件的廠家，如今升級到制造整段的波音飛機部件，這是西飛的一大飛躍。為了幫助西飛實現這一飛躍，波音派出了一些優秀的工程師駐扎在西飛公司，與中國的同事們一起分享波音的技術成果。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和西飛公司也派出 18名工程師奔赴西雅圖波音總部，與波音的工程師們共同設計西飛將為波音生產的新一代 737飛機的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另外，波音公司還與沈陽飛機制造公司簽定了合同，由沈飛公司制造 757的貨艙門。
波音還與西安及重慶的有關制造廠家簽署合約，請求它們為波音提供鋁和鈦鍛件。
實際上，為波音飛機制造部分零部件的生產業務從 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了，這是中國發展自己的航空工業從而走向國際市場的重要一步。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這舉足輕重的一步。
在協調波音與中國航空工業發展方面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波音公司的高級工程師王裕謀。王先生盡管已經退休了，但人們一直銘記著他在加強波音與中國的合作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王裕謀先生離任后，李湘渝先生接替了他的工作。李先生出生于重慶，曾獲得過德拉華大學應用科學博士學位。他 1978年進入波音公司，先后任職于飛機結構工程部門、計算機綜合化制造、國際商務發展和機載運載車輛設計方案等。他的到任使得王先生開創的事業又得到了新的發展。
正是由于有了王先生、李先生這樣一批波音的精英分子，才使得波音在中國的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據有關資料統計，到 1993年年底，波音公司已從中國的航空工業部門收到了 737飛機的 1200個前艙門、300副垂直尾翼和 20副水平尾翼；還有747飛機用的 190副后緣翼肋和 757飛機用的 35個貨艙門。
波音公司和中國有關方面還在進一步商討將更大的飛機部件放在中國生產的問題。可以說，這方面波音和中國還有更廣泛更誘人的合作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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