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時間已經不等人。戴秉國和王耀臣調來了11輛空調車，同時將蘇聯政府的意見轉達給了格里山和現場的蘇聯乘客。有了政府的首肯，這批乘客終于不再堅持，整理行李，封存飛機，寫交接文書，還交出了兩把手槍。

12月20日深夜11點，11輛載著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的車駛入齊齊哈爾市的湖濱賓館，迎接他們的是騰出來的兩個樓面的客房，熱水澡，以及一頓熱氣騰騰的晚餐。

不過，當蘇聯機上人員睡下的時候，中方小組卻繼續連夜開會：

怎么把這些蘇聯人送回去？

最初的方案，是坐火車。

按照中方的計劃，準備將這43名蘇聯人送上第二天晚上由北京開往莫斯科，經停齊齊哈爾的國際列車。由于是晚上發車，白天中方還準備安排他們參觀兩家工廠，看一場電影，再準備一場歡送晚宴。

但是凌晨0點40分，中國外交部打來一個電話：蘇聯會在今天下午1點半安排一架專機到哈爾濱，直接把人接走。同時，錢其琛的電話也打了過來：時間很緊，就別安排什么活動了。

12月21日的早上，中方安排的兩架直升機將43名蘇聯人從齊齊哈爾送到了哈爾濱。在登機前，齊齊哈爾市政府給他們每人送了一件松軟輕薄但又保暖的羽絨服，這個舉動讓蘇聯人一片歡呼。

中午1點15分，兩架直升飛機降落在哈爾濱機場，不久之后，從蘇聯赤塔飛來接人的一架“圖134”客機也安全降落。

“圖-134”飛機

由中蘇友好協會黑龍江分會的領導出面，中方在機場貴賓室擺了六桌酒席，宴請所有的蘇聯人。此時的蘇聯人早已放下了當初的警惕，和中方人員有說有笑，并且對中國的飯菜贊不絕口。一個上了年紀的蘇聯人對中國的啤酒都很驚艷，表示“我有四十都年沒有喝到這么好喝的啤酒了。”

在飯桌上，很多蘇聯人員拿著中蘇友好協會送的每人一本的《黑龍江畫冊》，請中國朋友簽名留念，不少人還互相留了通訊地址和聯系方式，有人還互換了手表以示紀念。

一位40多歲的蘇聯工人在飯桌上通過翻譯告訴大家：“我的父親參加過蘇聯紅軍，當初和中國人一起打日本關東軍，一直打到了中國的旅順。這次意外的經歷，讓我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友好，非常感動。”

這頓飯一直吃到下午快6點，依依不舍的蘇聯人起身告別。桌上沒喝完的白酒、紅酒、啤酒以及糖果、香煙等，都被他們當作紀念品放進了包里。中蘇友好協會還給每人送了一個氣壓式暖壺，再一次給了蘇聯人一個意外驚喜。

在走上飛機的舷梯時，不少蘇聯人都流下了熱淚。

不過，一個圓滿的結局后面，還留了兩個小“尾巴”。

第一個“尾巴”，是那架被劫持的“安-24”飛機還靜靜地停在齊齊哈爾郊外農場的麥田里。

1986年元旦過后才三天，蘇聯航空部飛行局局長親自帶隊，率7人專家組趕到了長吉崗農場，來接收在那片麥地里已經停了14天的“安-24”飛機。

當蘇聯的飛行局局長看到中方派武警和公安人員冒著嚴寒守護飛機時，感動地連連道謝。最終，由中方提供燃油、電瓶和飛行航線圖，并在中國農民用拖拉機壓實臨時跑道之后，那位飛行局局長親自駕駛這架被劫持的飛機飛回了蘇聯。

第二個“尾巴”，就是那個劫機犯阿里穆拉多夫。

1986年3月，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向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我國參加的三個“國際反劫持民用航空器恐怖活動公約”（《東京公約》、《海牙公約》、《蒙特利爾公約》），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對該案進行了審查。

在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參贊戈里申、三等秘書馬延科旁聽之下，法庭在出示了大量現場勘查筆錄、技術鑒定結論、證人證言、物證等證明之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第10條、第29條的規定，并比照107條的規定，判處阿利穆拉多夫有期徒刑8年。特別要求請中方辯護律師的阿里穆拉多夫對此供認不諱，放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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